在今年高考來臨之際,本報記者特地采訪了我省一些知名人士,讓他們談談當年所經(jīng)歷的高考和他們眼中的高考。他們的故事,或許會給正在參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長們提供借鑒或幫助。
當年被提前錄取 報紙上看到錄取名單
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,1957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考試,高考前一周發(fā)榜,在《江西日報》上看到了錄取名單,當年人大新聞系在江西只錄取了三個人,他是其中之一
“當年我的高考情況比較特殊,那時中國人民大學是在高考之前提前考試,我是提前考試,被錄取了,被錄取以后,就不能再參加高考。人民大學的高考和其他高考不一樣,題目很少,每一門不到十個題目,重分析,重個人的理解,沒有太多的死記硬背的題目,而這恰好跟我的特點相符,我記憶力比較差,比較善于理解問題,可能就這樣占了便宜吧。”肖云儒說,他覺得這樣一種考試很好,題目看似簡單、很少,但就在回答、分析和理解當中,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深度和特點,比起那些死記硬背的題目,更能測定一個人內在的水平。
他說,高考是人生的重要關口,是社會對一個人隆重的檢測,是對智商、情商、心理承受力、耐力甚至體力的檢測。高考,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非議,但它依然對我們的人生成功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和檢測作用。為什么說是隆重的全面的檢測但不是唯一的檢測?因為它只能考你卷面上的東西,一個人的素質,除了表現(xiàn)在試卷上,還表現(xiàn)在精神境界、思維特點、創(chuàng)造潛力、行為能力等,一個人的全面素質在高考上是檢測不到的。
“給一些愿意學我這個行業(yè)的高考生提些建議,如果你愿意學文化、搞文藝,當然,你可以學文學,但你不能就文學而考文學,我其實更期望你學哲學與歷史,包括傳播學,都是你可選擇的。一個人有了文史哲拉通的大底子,它們將來在人生成功路上、求職路上,都是有用的。”
當時機械控制很熱門 他考進了機械學院
席酉民,現(xiàn)任西交利物浦大學執(zhí)行校長、英國利物浦大學副校長、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教授、陜西MBA學院常務副院長,1977年參加高考
席酉民1957年生于陜西長安,1977年考入陜西機械學院物理師資班;1984年在西安交通大學獲系統(tǒng)工程碩士學位;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學獲我國大陸第一個管理工程博士學位;1988年破格晉升副教授;1992年再次破格晉升教授;1993年成為我國管理工程領域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。
“在我們那個年代,能上高中已經(jīng)很不容易,在農(nóng)村初中一個班50個學生,只有三四個人能考上高中,1974年我高中畢業(yè)后只能返鄉(xiāng),進入合作社勞動,一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才有了學習的機會,大家都很期待,雖然在農(nóng)村每天白天要勞作,晚上要開會,學習時間很少,書籍資料也很匱乏,但返鄉(xiāng)青年們還是很注意平時的學習,很珍惜恢復高考帶來的機會。”
“我當時在生產(chǎn)隊里擔任過隊長、會計、團總支書記等職務,平時勞動之余也注意學習,但到高考前復習也只有兩周的時間,非常緊張。”席酉民回憶說,由于特殊年代人才培養(yǎng)斷層,在1977年的考場上可以看到很多年齡相差十幾歲的考生。
“在農(nóng)村當時那個年代,青年們每天接觸農(nóng)作和勞動,大家對自然科學和機械控制都很感興趣,覺得這些可以幫助農(nóng)作的技術就是最先進的。”席酉民說,他印象非常深刻,當年報西安交通大學的自動化控制專業(yè),由于只有兩周復習,最后考入陜西機械學院的物理師資班,1978年3月入學,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。
小時候“缺水”的經(jīng)歷促使他選擇水利專業(yè)
李佩成,中國工程院院士,乾縣人,現(xiàn)任西北農(nóng)林科技大學兼職教授,長安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、國際干旱半干旱地區(qū)水資源與環(huán)境研究培訓中心(中德合作)主任,1952年參加高考
今年就滿80歲的李佩成,還清楚地記得小時候缺水的情形:一家人用一盆水洗臉洗手,洗過之后的水還要用來飲牛。從小“缺水”的記憶根植在李佩成的心中,考大學時他果斷選擇了西北農(nóng)學院水利系。
“1952年我在咸陽周陵中學畢業(yè),當時國家動員高中畢業(yè)生積極報考大學,一顆紅心給黨,考大學是作為一項光榮任務來完成的。”李佩成回憶說,由于當時各行各業(yè)都缺乏人才,很多同學高中畢業(yè)就去了文工團、部隊、工廠工作,“因為人才供不應求,選擇也很多,所以上世紀50年代的高考壓力并不是很大。高考科目有數(shù)學、語文、物理等,在外語方面有英語也有俄語。”“那個時候也報志愿,但也有服從分配的,個人的選擇要服從國家需要,是那個時代高考的特點。上大學后,每個月有12元錢的助學金,相當于全部公費讀大學。”李佩成說,當時高中畢業(yè)生并不充足,為了保證大學的生源,還從部隊里選取干部,為他們辦考學速成班,為高考復習做準備,“還動員有文化水平的干部、工農(nóng)兵學員等學習知識上大學。”
在談到高考與人生的關系,李佩成院士說,“高考是人生成才的選拔方式,但并不是全部,也不是唯一,就算考不上名校,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人才,考生和家長不要有不必要的思想負擔,未來的深造途徑還有很多,也可以通過實際鍛煉成長。”
首次高考差4分落榜 次年成為縣“狀元”
著名作家方英文,參加過兩次高考。他是農(nóng)村人,9年制高中畢業(yè)后回鄉(xiāng)務農(nóng)。1977年恢復高考,但是因勞動時間不夠兩年,所以政審時他的高考資格被取消。1978年參加高考,卻差4分落榜。1979年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
回憶當年的高考,方英文說,”我當時的高考成績是鎮(zhèn)安縣的所謂狀元??偡滞?,只記得數(shù)學成績最高,78分”。他說,當年高考和如今高考的最大不同是:當年的高考是震撼家國的偉大事件,如今的高考則是常態(tài)的國民教育。因為當時,“文革動亂”剛結束,大學十年未招生。千百萬渴望學習、改變命運的青年人憋屈著、壓抑著。以1979年高考為例,考生468萬,錄取28萬,錄取率僅6%。到了2012年,全國考生915萬,錄取685萬,錄取率高達75%。這個比例就很好理解,何以當年大學生“吃香”,如今畢業(yè)生為何找個飯碗都很難。
方英文說,國家通過高考,選拔人才予以深造;個人通過高考提升自我、實現(xiàn)夢想,從而促使整個社會的文明與進步。但是高考與所謂“成功”二字,并無必然關聯(lián),因為許多“成功人士”并無文憑。“做你能夠做、且你喜歡做的事,這事既有益于個人又福利于社會,才配稱真正的成功。”
他建議高考考生,從容淡定是最好的高考心態(tài)。個人能做的是認真與努力。在專業(yè)選擇上,不管名校非名校,愛上的專業(yè)就最好。本報記者謝勇強
高考數(shù)學只得了5分 但他未放棄夢想
雷鈞,2013年全國法治人物、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。1979年,17歲的他在洛川縣參加了高考
雷鈞回憶說,高考成績出來后,他瞬間崩潰了,因為數(shù)學只得了5分,“我的歷史成績排在全縣考生的前面,但是數(shù)學成績實在是太低,把總成績拉下來了,直接導致了那年高考的落榜。”
如今回憶起來,雷鈞顯得有些無奈,“不愛學數(shù)學,也沒有系統(tǒng)地學過。”后來,他參軍了,兩年后,他退伍在洛川檢察院當了一名法警,“我一直喜歡法律,就在工作之余學習法律知識。”1985年,25歲的他參加了司法部和教育部聯(lián)合組織的一個司法干部專修類的考試,這不是高考,只是一個類似于現(xiàn)在成人高考類型的考試。那次考試中,他以優(yōu)異的成績考入當時的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。隨后,他一步步實現(xiàn)了自己的法官夢。
2005年,在女兒參加高考時,雷鈞請了幾日假,陪在考場外面,“我的心理壓力比女兒都大,為人父母嘛,大概都這樣。“
“我覺得最主要的是遭遇挫折后不要放棄,永遠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。”雷鈞說,誰一輩子能沒有挫折?最重要的是要用一個良好的心態(tài)去面對挫折,“希望今年的考生們在答題過程中要認真審題,先易后難,不要在拿不準的題目上浪費時間,實在是沒有考好的話,也不要氣餒,以后的路還很長,機會也很多。”
廣播上聽到高考消息 短暫復習后參加考試
施秉銀,現(xiàn)任西安交通大學醫(yī)學院第一附院醫(yī)院副院長、內分泌科主任。1977年,他從廣播上聽到高考消息,經(jīng)過短暫復習后參加了考試
受家庭影響,施秉銀高考時填的志愿從第一志愿到最后一個志愿都是醫(yī)學專業(yè)。考完后靜靜等待,當時他和家長只有一個愿望:只要有學上就不錯了。沒有想到如愿以償被北京醫(yī)學院錄取。到現(xiàn)在施秉銀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,但根據(jù)考試時的感覺數(shù)學和化學可能是滿分100分。
施秉銀說,當時的高考和現(xiàn)在有很大差異,他們那一代人上小學和中學時,是在文革中度過的,上學目的性幾乎沒有,大學是推薦上的,唯一的條件是家庭出身成分,與中學和小學學習成績無任何關系。由于從小受家庭影響,他喜歡學習,小學和中學成績一直較好,家里一面墻被三好學生的獎狀貼滿了。高中畢業(yè)后,他在一個叫劉家坪的偏僻地方勞動了兩年,修公路和平整土地,當時不知從哪里得到了一本代數(shù)書,晚上通宵達旦地做題演算。
他說,當時考大學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講是唯一的希望,但因為沒有太大的壓力,也沒有像現(xiàn)在競爭這么激烈。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來自家庭、親戚、社會壓力很大,但現(xiàn)代社會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,所以希望考生不要有太大的壓力,自然應對可能會發(fā)揮得更好,考出更好的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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